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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佛下山記
他們有人當導演上封面，有人占卜算卦點迷津，還有人睡了女明星⋯⋯他們把「活佛」變成北京城新產業。
大陸2015-08-06 端傳媒記者 周華蕾 發自北京 分享文章
在拉薩大昭寺，內地遊客捉著一位僧人，逐一與他合照留念。問及僧人是誰，遊客表示不知道，只是見所有人都在拍，也就湊熱鬧一起拍。攝 : Pazu Kong/端傳媒
你幾乎會在各種場合偶遇他們：在人頭攢動的機場，在星級酒店，在眾多商人簇擁的飯局上，在藝術展，在房地產商的新盤發布會……他們有人被雜誌評為年度人物，有人當了導演拍了電影出了專輯，有人睡了女明星。有時他們一出手就是上百萬的豪車，有時他們住在北京屌絲們望塵莫及的北京三環內的九十平方米以上大戶型住宅裏，裏邊藏著大塊的綠松石、古代盔甲和不計其數的唐卡。
他們不是高官也不是富商，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不著一物連一毛錢也沒有，但毫無疑問，他們炙手可熱，是當今京城最尊貴最奔碌的群體之一。
這些身著絳紅色袈裟、面部帶有濃重青藏高原特徵——黑皮膚高鼻樑高原紅及濃眉大眼的藏傳佛教修行者們，正越來越多地進入北京人的生活。與漢傳佛教同根而生、幾百年來鮮有涉足漢地的藏傳佛教，因為地處偏遠而獲得相對完整的傳承性，並在「西藏熱」、「宗教熱」的大好形勢下，一躍而躋身為內地都市精英人群的新生精神支柱和漢傳佛教強有力的替代品。
漢地信徒常常把他們奉若神明，囫圇稱作「活佛」、「上師」、「仁波切」。但也有敏銳的非信徒開始以不屑的口吻調侃：「新京城三大俗：普洱、國學加藏密」、「朝陽區有三十萬散養仁波切」，這是近期中國大陸網路流行的段子。
然而，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朝陽區沒有一所合法的佛寺」，中國人民大學佛學研究中心主任魏德東接受端傳媒採訪時候表示。
在藏族地區，僧侶們有嚴格的等級體系，比如活佛、堪布、上師、喇嘛，相應的修行對應相應的稱謂，只有聚德聚慧的高僧大德，才被稱作「仁波切」（Rin-po-che，藏語裏是「無上珍寶」)；但在漢地，因為地理遙遠、語言不通外加知識體系的壁壘，他們帶著異域文明烙印的一舉一動，漢人很難分清對方到底是仁波切，還是一個騙子。 對此，知名藏族作家阿來有感而發：「現在藏區活佛僧人，無論真假，到內地弄錢都很容易。我去過四川省新龍縣一個村子，當地人說，這村很多男人都裝成喇嘛到內地化緣，成了一種『產業』。他們對我說：漢人笑我們信教是愚昧，可是他們連真假喇嘛都分不清楚就給這麼多錢，不是更愚昧嗎？」
佛學基底越薄弱，走出的活佛越多
藏傳佛教為什麼如此流行？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宗教藍皮書》援引美國普度大學的調查顯示：最近30年來在中國大陸恢復最為迅速的宗教是佛教，信仰者人數也是全體人口中所占比例最高的，大約為18%，認同信仰佛教的人數大約有2億左右。
不過，內地漢傳佛教的現狀還是很弱勢，在「文革」期間，禁止出家、要求所有僧侶還俗、強迫和尚與尼姑婚配，漢傳佛教的信仰傳承被徹底腰斬。上世紀70年代末，隨著中國宗教政策的恢復，出於外事活動、旅遊發展等的需要，很多寺院由文物局、旅遊局和園林局等政府部門主管。「政府現在給佛教資金特別多，有時建一個寺廟塞了幾個億，還有有錢人數不盡的香火錢，但真正有修為的住持、出家人太少了，佛教自身的組織性也特別差，現在國內的局面非常混亂。」一位常在寺院調研的佛教研究者表示。
儘管「文革」期間的藏傳佛教也飽經風霜，但相對於被連根拔起的漢傳佛教而言，它仍保持了相對的完整性，擁有一整套完整、嚴密、次第相銜的聞思修體系。據當代佛教研究學者尕臧加（供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表示，藏傳佛教的流行還有許多世俗化原因——「密宗是一個非常生活化的宗派，強調功能性。它的儀軌和儀式非常豐富，跳神、法務、樂器、各種舞蹈和音樂都在密宗，它無所不能，有求必應。身體不好，有藥師佛，想發財，有財神佛，生活化到無所不包」。此外，如輕功、渾身發熱的拙火丁等深受大城市信眾喜愛的略帶特異功能性質的「神通」，也都是密宗的顯著特徵。
按照傳統，西藏的僧侶需要進入佛學院修習顯宗和密宗。尕臧加表示，密宗在藏區被認為是一把雙刃劍，一不小心就會墮入地獄，藏民不修密宗，而能修密宗的僧人也非常少，大約只占百分之一二。而藏傳佛教戒律最嚴格、規模最大的格魯派，僧侶需要花15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完成顯宗理論部分的學習，再進入規模甚小的上下密院修習密宗，學有所成時，一般都四五十歲了。
「由於格魯派戒律森嚴，僧人一般不許隨意走動。一般活躍在漢地的藏族僧人，多為戒律較少的寧瑪派、覺囊派等。 一位自九十年代起先後三次皈依的博士表達了自己的觀察和隱憂：「越是藏傳佛教正統的緣起地，比如西藏山南地區出來的『仁波切』在北京就越少，越是地處偏遠、佛學基底薄弱的地區，出來的『仁波切』就越多。打一個不恰當的比方，就像是劣幣驅逐良幣。」
學者尕臧加曾經在1990年代的田野調查中，和一些西藏僧侶討論過到內地傳法的問題。有僧侶認為這是一個雙向選擇。「藏區往往是經濟欠發達地區，老百姓沒有錢，只能布施幾斤羊毛、幾斤青稞，修不起『大經堂』。有時看到有誰去了內地，回來就修了很好的大經堂，效仿的也就多了起來。」
而四川成都由於地理位置，成了上師涉足漢地的首選落足地，同時也是聚集上師們最多的地方，藏族上師來內地傳法的人數、頻率和時間遵循「一線城市——二線城市——三線城市——其他城市」而呈現遞減趨勢。
問一問活佛，應該到香港生孩子嗎？
在一篇《論當代藏傳佛教在內地傳播的原因、特點和發展趨勢》裏，作者彭蘭閔做了一份基於400名藏傳佛教徒（373份有效）的調查問卷。文中分析，內地藏傳佛教傳播早期，高級知識份子、商人、明星等是主要信仰者（跨文化交流中，更迅速地採納創新事物的意見領袖們），隨後學生、公務員、普通職員等也加入其中，近年來開始出現老年人皈信藏傳佛教的現象。
在論及信仰藏傳佛教原因時，31.4%的人表示為神秘藏族文化所吸引，13.7%求解脫，11.8%沒有人生目標，但求順利升學，7.8%經濟困頓、感情、婚姻受挫及健康原因，5.9%祈求家人平安，3.9%事業受挫，1.9%寂寞孤獨。
「很多人是為了修天人福報，學佛、受皈依戒，都是為了健康長壽、工作順利、孩子能夠順利考上大學、能夠找到很好的工作，希望自己平安，或者做了惡事求心安。但更多的信仰者期待藏傳佛教能夠提供有效的精神支持。」文章總結道，「相當多的居士把佛教與迷信、外道混為一談，不知道什麼是正信佛法，更談不上次第教導。」
而「灌頂」，幾乎成為漢地藏傳佛教最時髦的標籤。在上述論文中，54.9%的受訪藏傳佛教信仰者參加過灌頂傳法，高居藏傳佛教宗教儀式和宗教活動之首。
現在，一些藏地寺院開始通過網絡為內地信仰者提供打卦占卜。一個名為「色達喇榮霍西文殊增慧佛學院」的網站上，明碼標價打卦費100元/卦，問一件事情打一卦，打卦的所得經費將用於增刻瑪尼石，這樣既能夠和高僧大德結上緣分，又能參與共修增刻一億塊瑪尼石，還能得到阿拉山神的加持。
端傳媒記者在採訪中，曾聽到兩位居士向上師所問的事情，一是房價起伏不定，投資的房子是否應該拋售？另一位則問是否應該到香港生孩子？
根據本端記者掌握的舉報材料，某航空公司管理層曾在過去十餘年間，因為「活佛主要要求來新房閉關，閉關理由：我家有鬼」、「活佛說我兒子貝貝身上有小鬼搗亂、必須斬妖除魔」、「活佛說昨晚做夢夢見我家還會有大的災難，還要供養30000元」等緣由，為一個四川省阿壩縣各莫寺「活佛」先後提供了355萬元供養。事後他發現「活佛」並沒有把錢交給寺院，而是為個人添置了包括3輛汽車在內的私人財物，而且，這個「活佛」已被寺院開除。
憤怒之餘，他將「活佛」「扭送」至北京順義區某派出所。2014年6月，北京市順義公安局將這位涉嫌詐騙已被拘留的「活佛」取保候審時，給出的回覆是：維穩、警力不足、地域偏遠取證困難。
而這位「活佛」座下，還有更多的「弟子」選擇了沉默，他們害怕「得罪了僧人，會下金剛地獄」。
政治不鬆綁，宗教活動只能轉入地下
在1990年代，現代文明漸漸滲入西藏後，許多戒律裏尚未規定的事情出現了。僧侶開始騎摩托車、住酒店、看電視、用手機、坐飛機、開轎車，對於這些現象當地爭議很大。「出於弘揚佛法的需求，這些行為有存在的必要，但問題是，僧人如何把持？」學者尕臧加對此評議說，現在是一個青黃不接的時代：傳統寺院的組織紀律被打亂，而新時代的秩序尚未建立，一切似乎混沌未開。
找女朋友的僧侶也慢慢多起來，一經發現，通常是開除。僧人被開除還俗，從前在西藏是奇恥大辱，現在慢慢地好像也沒這回事了。
「目前西方國家的基督教、天主教從彼岸神學走向社會關懷，正是適應了現代化的結果，台灣的佛教也完成了現代化的華麗轉身，四大山頭紛起（編輯注：證嚴上人的慈濟功德會；星雲大師的佛光山；聖嚴法師的法鼓山；惟覺老和尚的中臺禪寺），由出世而入世，由叢林而都市，積極弘法，寺院靜修整飭有序。這些都為大陸佛教的現代化轉型提供了很好的藍本」，某宗教觀察者稱。
2014年3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參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時全面論述了佛教中國化的歷程與意義，並高度肯定了三大世界性宗教與中國文化在歷史和現實生活中的互動，在觀察人士看來，此語出自奉無神論為圭臬的中國共產黨最高領袖之口，其轉變之巨、尺度之大惹人聯想。
然而，雖然當局在政治取態對宗教發展開始鬆綁，由於現存政策法規的慣性壓制，現有合法宗教修習人員和場所仍是供不應求。
按照2007年1月1日頒布的《西藏自治區實施〈宗教事務條例〉辦法（試行）》，未經批准，「宗教教職人員不得在宗教活動場所外從事受戒、灌頂、講經、傳教、發展信徒等宗教活動」。但在現實中，以精舍為單位、一個上師或幾個上師引領若干弟子的格局，已然在北京發散開來。
由於擔任中國宗教連續調查課題負責人，魏德東密集接觸過幾家漢地的藏傳佛教場所。在朋友引介下，他造訪了一家位於北京市望京的活佛精舍。等待了兩個多小時以後，他見到了這位曾經參加過世界宗教論壇的活佛，「一屋子約50來人依次向活佛跪拜、敬獻哈達與供養，有10位左右的善男信女當場皈依」。
據魏德東介紹，1949年北京新政權成立時，城內有大大小小的佛教寺院1500餘座，當時北京人口200萬左右。六十年後的今天，北京現在人口是3000萬，而北京境內的佛教寺院只有二十幾座，城裏的寺院更是屈指可數，多數在文物局、旅遊局和園林局等政府手裏。北京現有的寺院根本無法滿足廣大佛教弟子學習與共修的需求。而在合法宗教不能滿足民眾的需求之後，宗教活動只能轉入地下，因此有「朝陽區有三十萬散養仁波切」的戲謔之說。
「這是從無到有的階段」，魏德東說，「正教不興，邪說易行。」
活佛（仁波切）
在藏傳佛教中常常把對修行有成就、能夠根據自己意願而轉世的人稱為 「朱依古」，漢族地區常常稱他們為 「活佛」 「上師」、 「仁波切」。根據中國官方不完全統計，目前藏區共有近2000名活佛，按照《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認定並頒發 「活佛證」。寺院也會按照傳統方式自行尋找自己認定的轉世靈童，同樣受到信眾的尊敬和追隨。也有寺院為了招徠香火，將寺院有德行的修行者尊為 「活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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